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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女性主义技术史研究的历史分期

作者:2018-08-14 16:01:58阅读:文章来源:

 摘要:从编史学的角度梳理和分析了女性主义技术史的发展脉络及其编史理念的变迁,认为其先后经历了精英史、社会史和文化史三个基本发展阶段。其编史理念从“补偿式”转向“批判式”及“多元化”;研究视角从生理性别转为社会性别;编史内容从西方社会中的技术性别政治扩展到非西方社会中的性别与技术研究;编史目的从力争两性在技术史上的同等地位转为揭示技术的父权制内涵,并趋向于从传统的“身与心”、“男与女”、“人工与自然”、“奴役与解放”等二元论中突破出来,赋予技术史以新的评价视角。

  关键词:编史学;女性主义;技术史

  一、 引言

  随着现代科技的高速发展,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越来越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技术领域的性别议题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为女性主义学者所关注。经几十余年的积累,女性主义技术研究已成为当下西方技术史和技术哲学领域具有重要影响的分支。然而,相比于女性主义技术史研究取得的丰硕成果,对这些研究的编史学考察和分析却相对欠缺。

  在国外,技术史家莱曼(Nina E. Lerman)、莫恩(Arwen Palmer Mohun)和奥登齐尔(Ruth Oldenziel)曾在著名技术史杂志《技术与文化》(Technology and Culture)上组织了一期“社会性别分析与技术史”(Gender Analysis and the History of Technology)专刊,并合作撰写了一篇长文,回顾了1997年以前西方女性主义技术史研究的发展状况,对一些重要著作的内容进行了介绍[1]。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学者瓦克曼(Judy Wajcman)对女性主义技术批判的历史和内容亦做了概括,但其重点不在历史梳理而在于强调社会性别与技术的相互建构[2],以及她本人的女性主义技术理论(Technofeminism)主张[3]。福克纳(Wendy Faulkner)也曾对女性主义关于技术的经验研究进行过总结,旨在强调女性主义技术理论的基础是坚持社会性别与技术在实践、表征、符号等不同层面的共同生产(Co-production)[4]。在国内,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女性主义科学元勘①的学术成果开始进入学界视野;但国内学者将主要的注意力放在女性主义科学哲学上,关于女性主义科学认识论的探讨颇多,而对女性主义的技术理论尤其是女性主义技术史研究的成果关注极少。仅有少数学者如陈玉林在研究欧美技术史时,介绍并肯定了女性主义技术史研究的学术意义[5](86-92)。可以说,国内外学者尤其是技术史学者在女性主义技术史的编史学研究方面仍着力不多。现有的一些回顾性文章,仅有莱曼等三人注重史学史的分析,按时间顺序对重要著作进行了介绍,并分析其中发生的研究内容的变化;但他们并没有做历史分期,女性主义技术史的发展脉络仍没有被清晰地揭示和阐释。

  然而,尽管女性主义技术史研究起步相对较晚,但却显现出比女性主义科学史研究更快速的发展势头,尤其是在近10余年来,关于技术史的性别文化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能为女性主义科学元勘走出理论困境提供启发。在此背景下,亟需对女性主义技术史研究进行学术史的梳理和总结,对其发展历程进行简要分期,这不仅有利于学界从整体上了解女性主义技术史的发展脉络和前沿趋势,同时亦能为本土化的经验探索提供借鉴。

  二、女性主义技术史研究的

  三个基本阶段

  不同于莱曼等人按时间或主题形式对女性主义技术史研究进行梳理,本文更关注构成女性主义技术史研究的两大方面――技术观和性别观的变化,进而以此两方面的嬗变为主要划分标准,尝试对女性主义技术史研究的发展进行分期,并将其大致划分为三个基本阶段。这是因为技术观和性别观是构成女性主义技术史研究的根基,它们的变化直接影响到编史主题与内容的变迁。

  (一)“补偿式”技术精英史

  20世纪70年代末,通过对传统技术史研究的重新审视,女性主义学者发现妇女在技术史上的缺席并不是因为她们天生不适合从事技术活动,而应归因于传统史学家将关注焦点放在父权社会中的男性显要人物身上,其历史叙事体现了男性对技术的观察视角,或明或暗地否定了女性在技术史上的地位。另一方面,由于受20世纪以来将技术与机器、工业文明直接关联的技术定义的影响,传统技术史家往往只关注男性发明创造的技术以及具有男性气质的技术,而类似于家用技术、纺织技术等主要由女性从事的或者具有“女性气质”的技术领域则往往被忽视。

  正是在试图强调和恢复女性的技术史地位的学术目标引导下,同时受传统“精英史”编史理念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的女性主义技术史研究的编史目标主要是通过挖掘被传统技术史所忽视的杰出女性的重要贡献,或者充分展现女性传统技艺在技术变迁中的价值,从而为女性争取在技术史上的平等地位。相关经验研究成果最初以优秀女性人物传记的形式呈现,例如关于凯利(Florence Kelley)和埃姆斯(Blanche Ames)的传记介绍[6]。这些研究成果实质上是与男性精英的技术史相对应的、西方女性精英的技术史。一些文集中的论文也描述和讨论了女性在技术变迁中的积极作用,如特雷斯科特(Martha Moore Trescott)主编的文集便描述了妇女在工业、发明等领域的贡献[7]。除追溯技术史上的优秀女性、重新挖掘和肯定女性在主流技术领域中取得的成就以外,史学家们还将技术史研究的对象扩展到被认为具有“女性气质”的技术领域。例如,柯旺对洗衣机等家用技术的研究,便探讨了这些技术对女性和家庭日常生活的影响,主张家用技术与主流技术一样值得关注,工业革命不仅发生在公共领域,也发生在家庭内部[8]。麦高(Judith A. McGaw)也提出家务场所应该如工业化的工作场所一样受到关注[9]。

  可以说,这一阶段的研究侧重于凸显女性在主流技术领域中的作用,目的是为了弥补传统技术史叙事中女性的缺席,将女性“填补”到技术史的画卷之中。这一阶段的大多数研究实质上仍然是以男性的准则来衡量女性技术行动者,以男性的标准为参照来考察女性的技术活动。这是一种“补偿式”的研究模式,尚未对技术的父权制文化特征的进行揭示和批判,也没能对本质主义的性别观提出反思。正如莱曼等所言,女性主义技术史的研究“绝不是简单地将少数女性插入历史的记录之中”[1](13)。但是,这类研究并未随时间的推移而消失,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正如麦高所说:“我们依然生活在保守的时代,战争史诗和英雄主义的故事非常流行,在此情况下,女性主义者也有很好的理由寻求杰出的榜样和先驱者。[10]”并且,这些具有开创性的工作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同时也引起了社会各界对女性主义技术史的重视,虽然没有摆脱“精英史”传统的束缚,但是转变了传统技术史研究长期以来对女性技术活动以及具有“女性气质”特征的技术领域(常常是日常生活技术,包括食物采集、烹饪、衣物清洗等)的否定和忽视,从而在理论和实践上逐渐动摇了“辉格史”的编史理念。

 并且,从另一角度看,缺乏的并非女性技术革新者和发明者,而是发现和展示她们的更宽阔的技术视野。由于女性的主要活动范围是家庭,即使女性发明家想将其技术发明引入生产体系形成新的生产能力,也需要通过男性创新者才能实现。因为男性不仅在经济上拥有优势,而且在绝大多数的技术领域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如此看来,通过表明女性对于技术的重要贡献,以及具有“女性气质”的技术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重大意义,相关的技术史研究最终有利于促使女性主义学者挑战技术问题上的生物决定论,揭示父权制社会文化对技术发明与创新的抑制影响,甚至拓宽对“技术”的定义,有利于“割断技术与男性活动之间的脐带”,因为“把技术等同于男性的观念之所以经久不衰,并非基于先天的生物学意义上的性别差异。相反,它是性别的历史建构和文化建构的产物。[11](154)”如此一来,这就使得女性主义的技术史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在建构主义性别观和技术观的视野下对传统技术史提出进一步的批判和反思。

  (二)“批判式”的技术社会史

  女性主义学术在20世纪80年代往前推进了一大步,即形成和发展了社会性别理论。与此同时,技术哲学、技术社会学等领域对技术概念的反思,尤其是对技术决定论的批判以及技术社会建构论的提出,为女性主义技术史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背景。这一点在瓦克曼基于经验研究而提出技术女性主义理论方面,得到了最为鲜明的体现。实际上,整个女性主义技术史研究也因此而在编史立场和目标、研究内容和技术史观方面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当学者们认识到性别和技术均是社会建构的产物,从社会性别的角度出发揭示和分析二者形塑或建构对方的历史过程与方式,很快成为新的编史主题。具体而言,一方面,性别是社会建构的产物,相应的技术史研究就不应局限于仅将女性或者被认为具有“女性气质”的技术传统“填补”进技术史,而是要探讨技术史家忽略甚至排斥女性或“女性气质”技术传统的原因,分析技术对于社会性别在个体身份、社会关系、文化观念及意识形态等层面的建构和影响。如同女性主义科学史一样,这隐含着对技术史提出批判式的新解读,女性主义的技术史研究转向了对技术及其历史的反思和批判。另一个方面,技术是社会建构的产物,认可这一基本技术观意味着从社会维度探讨建构和塑造技术的各种因素。女性主义技术史研究从新技术社会学那里汲取的最重要的理论资源就是技术的社会建构论,但他们在借鉴的同时填补了后者所忽略的社会性别维度,将关注的焦点集中于揭示技术在研发、设计、生产、销售、使用等各个环节所承载的社会性别价值,分析社会性别因素对技术的建构和形塑。

  实际上,这两个方面在很多案例研究中同时被关注到,其最重要的核心在于揭示和批判技术的社会性别化特征。例如,柯旺对19世纪美国雪茄工业技术史所做的社会性别分析,展现了社会性别作用于资本与劳动的权力斗争及其方式和具体过程。其研究表明,男性罢工和女性移民共同加速了雪茄包装切割器的发明进程,进而推动了19世纪后半叶雪茄工业的发展。与之相反的例证是她对制衣行业发展史的考察,在这一领域,社会性别分工则大大减缓了制衣技术自动化的发展速度[12](53-54)。并且,这两个技术领域的性别分析同时还表明,男性在生产技术领域中占有优势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事实。正如科伯恩(Cynthia Cockburn)所总结的,技术从来都不是价值中立的,既不是中性的也不是无性的,工业的、商业的和军事的技术在历史和物质的意义上均是男性化的[13](55-65)。此外,福瑞森(Valerie Frissen)对电话使用历史的性别分析更是表明,电话的使用总是被嵌套在一系列的社会观念、价值标准、信仰和实践之中,并在无形中表达了对男性和女性的不同定义,建构了两性的社会身份认同;电话是折射包括社会性别关系在内的各种社会规制的一面镜子,它既为社会和文化所形塑,同时也能重新界定和规范社会文化[14](79-94)。

  从性别观和技术观的角度来看,上述研究的共同点在于同时关注到技术和社会性别之间双向的建构与互动关系。除此之外,它们之间的另一共同点是开始关注技术产品的消费和使用,从而使得主要作为技术使用者的女性在技术变革中的影响得以彰显。技术使用者对技术的解读与技术的设计初衷可能大相径庭,女性和社会性别观念对于技术变革的影响往往令技术设计者始料不及。例如,科伯恩和奥姆罗德关于微波炉发展历史的研究便表明,行销和零售的过程在构建消费者需求框架时发挥着关键的作用,消费者也使用、接受、认同或抵抗、协商着性别身份的意义[15](3)。辛格尔顿(Vicky Singleton)关于20世纪60年代英国政府确立的子宫筛查项目的研究,表明女性主义学者、倡导女性健康运动的女活动家以及普通女性在“政府CSP行动者网络”中的位置及影响[16](146-173)。这些研究在社会性别理论和技术社会建构论的框架下另辟蹊径,既正面肯定了女性在技术使用环节的积极影响,也如莱曼等人所言,使得“技术人工物和技术活动中的社会性别关系变得更加显而易见”[1](21)。

  总言之,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的女性主义技术史研究,在确立建构主义性别观和技术观的前提下,通过分析社会性别与技术相互形塑的过程,既阐释了蕴含在技术中的父权制导向给女性带来的不利影响,揭示了隐藏在技术背后的性别政治;亦强调了作为技术使用者的女性“行动者”变革技术的具体方式和充满希望的前景,大大拓宽了技术史研究的范围和主题。这一时期的女性主义技术史对技术的价值中立性、普适性和进步性提出了质疑,对传统的“精英”式技术史叙事模式以及只关注技术设计、研发及其创新的技术史研究思路提出了批判,编史视角从“补偿式”转向了“批判式”,研究内容从“女性与技术”转向了“社会性别与技术”,体现了更强的“社会史”研究取向。

  (三)“多元化”的技术文化史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仅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学者,激进女性主义、赛博格女性主义、多元文化女性主义等流派的学者在对技术及其历史的研究方面均有重要贡献,女性主义学术自身的“多元化”趋势更为明显。在后现代学术氛围之中,女性主义学术研究亦逐渐走向后女性主义时代。尤其在人类学、物质文化、身体研究等学术思潮的影响下,女性主义对社会性别和科学技术之间的关系有了更深入的理解,编史内容开始体现出更为鲜明的“多元化”和“文化史”倾向。这一转向在女性主义技术史研究方面,主要呈现出如下趋势。

第一,开始关注女性与男性内部因种族、年龄等各种因素而导致的差异性及其在技术领域的体现,关注边缘群体以及非西方技术史中的性别议题。例如,莫恩关于英美商业洗衣行业的研究表明,在某种特别技术的设计和发展上,一些群体往往比其他群体拥有更多的权力和资源;男性和女性之间、男性群体内部和女性群体内部均非铁板一块[17]。这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女性主义技术社会史对女性作为集体受害者或牺牲者或积极能动者的形象建构,转而聚焦于具体情境中不同个体的经验及其差异,更意味着对传统技术史常常有意无意便会书写出的关于“压迫与反抗”、“积极与消极”、“男性与女性”的二元对立式叙事逻辑的反思,进一步消解了“宏大叙事”的可能性。与此同时,另一些研究者开始关注非西方社会的性别与技术问题,侧重于关注地方性技术知识和女性群体内部不同人群的经验及其内部权力关系。例如白馥兰对中国古代建筑技术、纺织技术和生育技术的研究[18],以及关于东亚地区生育技术的大量案例研究[19]。这些研究在探讨生育技术对女性的影响时,将视角不断拓宽到技术对女性身体、身份以及社会性别关系、意识形态的重构上,亦探讨了非西方社会中生育技术所涉及的技术、社会性别、阶级和殖民之间各种复杂的建构关系。

  第二,逐渐认识到性别和技术均植根于不同的文化与境,更为强调技术和宗教、种族、文化以及意识形态之间的建构关系。例如,柯旺关于优生学历史尤其是基因筛查技术的研究既体现出女性主义技术社会史所重视的“技术使用者”在技术发展中的影响及其偶然性,同时更体现出对宗教、种族、文化等多种因素影响技术建构及其生产实践的关注。柯旺在探讨基因筛查技术时,充分考虑了疾病确认和命名过程中不同人群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及其作用,以及技术使用者的文化背景对技术使用和推广的重要影响[20](135-143)。在这些案例研究中,柯旺的学术旨趣从早期的技术与家务劳动时间、技术与劳动性别分工的关系等问题,转向了技术与外籍移民、遗传病患者、少数民族等边缘群体的关系;尤其注重解析技术使用者所处的社会文化与境及其切身体验,剖析隐藏在技术背后的各种利益动机,强调技术使用者接受、抵抗、协商、形塑技术的实践与意义。

  第三,将技术看成是一种根植于具体情境之中的文化实践和生活方式,强调日常技术对“意义”的生产、制造、强化或修正。这类研究往往和物质文化研究产生密切的联系,注重从历史符号学的视角考察日常生活实践中物质包括技术及其人工物的文化意义。例如,白馥兰关于中国古代技术尤其是建筑技术的案例研究,便注重将建筑房屋看作是文化空间,对房屋内部空间中发生的日常生活实践进行了深入考察。她的研究表明,女性在家庭建筑空间中承担的食物烹饪、小孩喂养、纺纱织布都是与西方现代工业相区别的生活技艺,这些技艺对于当时当地人的生活与生产的价值需要重新被挖掘和评价;且恰恰是这些与普通人衣食住行紧密相关的技术或技艺,以当下的标准来看它们的技术含量可能不高,但却发挥着更为重要的社会和文化功能,它们才真正在历史的长河里占据着不可或缺的位置。

  第四,身体成为最为重要的女性主义技术史研究对象,它被看成是技术杂合体,是技术与社会性别发生互动的重要中介,亦是生产“意义”和建构社会的重要“能动者”。 随着女性主义技术研究的深入,包括媒介与视觉技术(media and imaging technologies)、摄影、电影、电视和超声波等医疗诊断技术在内的“表征技术”(technologies of representation)以及包括服装、化妆、整容等技术在内的“身份技术”(technologies of identity)逐渐成为瓦克曼总结的“家用技术”、“生产技术”和“生育技术”这三大女性主义经典技术研究场域以外的重要对象。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表征技术”还是“身份技术”,其中都或多或少涉及到对身体的塑造和规训,身体处于文化和技术互动关系的中介,它本身亦参与了对技术和文化的塑造与生产。其中,汉森(Clare Hanson)在关于怀孕的文化史研究中,便出色地对“表征技术”进行了社会性别分析[21]。在莱曼等人看来,对“表征技术”的技术史案例分析,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对社会性别系统的象征维度和意识形态维度的更为深刻的理解,以及对技术生产和消费的整合关注。因为女性形象在现代社会性别系统中处于极为关键的位置,相关研究揭示了技术与社会性别意识形态紧密交缠的多种方式[1](22-23)。

  此外,在对“身份技术”的历史考察中,服装业、化妆品制造业、美容手术、基因工程、变性手术等成为关注的焦点,它们的共同点都在于参与对身体、性别关系和社会性别意识形态的塑造,同时也为社会性别文化所建构。这方面的重要成果有戴维(Kathy Davis)的《重塑女体:美容手术的两难困境》、霍斯曼(Bernice L. Hausman)的《变性:超越性别歧视、技术与社会性别理想》、摩根(Kathryn Pauly Morgan)的《女人与手术刀》和鲍尔多(Susan Bordo)的《不能承受之重》等。其中,摩根对美容技术给予了较为激烈的批判,认为美容技术和医学科学为父权制披上了“客观”的外衣,是父权制意识形态借由手术刀控制和伤害女性身体及其文化身份的帮凶;戴维同时看到了女性自身的能动性,认为女性可以借助美容技术及其制造的美貌文化而争取权力;波尔多的研究则强调必须打破身心二元划分,认为美容技术对身体的文化铭刻更多的不是父权制自上而下的权力控制,而亦可能是一种权力的自我生产①。

  总言之,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研究,主张性别与技术相互建构的动态过程实质上是技术与社会性别意识形态相互形塑的结果。不同于以往从社会的构成、生活及生产方式角度分析技术与社会性别的关系,新时期的研究主要从性别文化的要素、结构和功能上认识技术对社会性别意识形态的固化,以及解析社会性别意识形态在技术变迁过程中对技术所产生的潜移默化的作用。其编史思想从“批判式”转向了“多元化”,从“社会史”转向“文化史”。女性主义技术史的研究目的从揭示技术的父权制内涵转变为分析扎根于具体社会性别文化与境的技术与人类之间的复杂关系,编史范围亦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扩展到非西方社会中的性别议题,并在社会性别以外纳入了种族、民族、阶级、殖民等多重视角。在关于“身份技术”的研究中,展现出女性主义技术研究的新趋势。这一趋势即是开始寻求从传统的“身与心”、“男与女”、“人工与自然”、“奴役与解放”等二元论中突破出来,给技术及其历史以一种新的评价视角。这一视角强调情境、经验、涉身等重要元素,历史的叙事不再是单调的女性英雄史诗或者女性完全沦为牺牲品的悲剧故事。

三、结语

  瓦克曼、福克纳和莱曼等学者的回顾与总结偏重主题的分析,例如瓦克曼将女性主义技术研究的场域划分为“家用技术”、“生育技术”和“生产技术”三类;福克纳将女性主义技术研究的主题划分为“技术中的女性问题”、“女性与技术问题”和“女性主义技术研究”三种类型;莱曼等按时间顺序罗列并分析了女性主义技术史研究所做的填补式工作,强调社会性别视角的重要性,并介绍了女性主义在技术人工物等方面经验研究的情况。这些学者均未对女性主义技术史的整体发展脉络进行专门的梳理并给出相对明确的历史分期,这不便于学界把握其学术意义和发展趋势。

  本文的初步研究表明,女性主义学者在不同时期对技术和性别概念的认识不断深化,其编史目的和内容也随之改变。目前来看,女性主义技术史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基本阶段。其中,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的研究在日益高涨的女权运动中应运而生,其编史成果大多是本质主义性别观下的“补偿式”的女性技术精英史。随着研究的深入,在社会性别理论和技术的社会建构论观念的启发下,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的研究注重从社会学角度对社会性别和技术的相互建构关系进行深入分析,揭示了技术的父权制特征。在后现代、后殖民、人类学、文化研究等思潮的影响下,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女性主义技术史研究不断走向多元化,“文化史”成为主要的编史取向。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在此只是尝试勾勒出女性主义技术史的整体发展脉络,各个阶段之间的研究常是彼此交叉的关系。而且,从编史的理论根基来看,即使发展到今天,构成女性主义技术史核心叙事线索的依然是“共同建构”或“共同形塑”。瓦克曼、福克纳等学者对技术与性别的“共同形塑”、“共同生产”的强调即是例证。实际上,这是建构主义科学观、技术观和社会性别理论相互结合的必然产物,它们既构成女性主义技术史的理论根基,亦成为其最主要的编史内容。然而,女性主义学术亦在不断地发展,呈现出如上文所讨论的多元化趋势,很多学者声称已进入后女性主义时代,女性主义技术史研究开始进入全新的阶段。对于这一在西方科技史研究领域已经并且仍在不断产生重要影响的研究分支,学界需要做更多的编史学总结和分析工作,以为本土化的经验探索提供必要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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