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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斥与迎纳:晚清重臣对西洋武器的观念转化

作者:2018-08-14 16:05:50阅读:文章来源: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在西洋枪炮的输入过程中,清政府重臣对西洋武器却认识迥异,看法不一,既有蔑视,又有敬畏心理,排拒与迎纳兼而有之,即使同一人,前后认识亦有差别。此种复杂认识,制约和影响了晚清政府武器的外购与使用。

  一、林则徐的态度转变

  林则徐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对西洋枪炮的态度即经历由轻视到重视的转变。战前林称:“岂知彼从六万里外远涉经商,主客之行,众寡之势,固不待智者而决。即其船坚炮利,亦只能取胜于外洋,而不能施伎于内港。”认为粤省重重门户,天险可凭,只要守住内江,则可安保无事。在击沉了英国一艘运鸦片的趸船后,日:“向闻英夷讥我中国船是纸的,炮是磁的,此番轰沉夷船一只,死伤数十,又烧毁空趸一船,纸耶?磁耶?当必有辨。弟但期上足以崇国体,下足以摄夷情,使鸦片永不敢来,犬羊永不敢逞,则虽身遭重谴,亦无惜焉。”且向道光帝报喜,谓清兵奋勇杀敌,大挫其锋。但此“夷船”仅是一艘商船,林显然高估了己方装备水平,而低估了英方舰船实力。战争甫响,林则徐始感受英人大炮之威力。道光二十年七月二十四日(1840年8月21日),曰:“英逆由九洲乘潮放大船三只,近关闸约十里内,其火轮船一只,三板十余只,齐放飞炮。我兵回炮多不能及,波参将与守备陈宏光额皆受伤,波轻陈重。闻惠州协船在隔岸亦发数炮,被夷炮将船打伤,兵勇率多走避。”由此切实觉察到敌我器械优劣之分。

  但林则徐仍认定失败主因不在器械,而在于军法不严,责怪将士临战畏敌,日:“所可恨者,披坚执锐之人,无非豫存弃甲曳兵之想。此间恶习,陷溺已深,不独连州之军传为笑柄。今若骤加峻法,奈罚不及众何!”因此,林打算杀一儆百,以整军纪。随着战事发展,清廷和意渐浓,不久林则徐即被革职。

  革职后的林则徐依然关注战事,认为英船忽南忽北,来去自如,而我则处处设防,实是防不胜防,应亟筹船炮,速募水军,与之水上交锋。若造船不及,则先雇船,铸炮质量不行,则先购买洋炮。“要之船、炮、水军断非可已之事,即使逆夷逃归海外,此事亦不可不亟为筹画,以为海疆久远之谋,况目前驱鲸屏鲸,舍此曷济?”表达了筹购船炮,振兴海防的思想。此时林则徐无疑已真正认识到西洋“船坚炮利”。其实林“前年获咎之后,犹以船、炮二事冒昧上陈”,惜未引起清廷重视。战争的洗礼,促使林对西洋枪炮的认识有了根本性转变。后来林成了铸造先进枪炮的积极倡议者。

  林则徐“剿夷”有八字要言:器良、技熟、胆壮、心齐。论及“器良”与“技熟”,指出敌我双方的差别:“彼以无定攻有定,便无一炮虚发。我以有定攻无定,舟一躲闪,则炮子落水矣。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内地之放排枪,连声不断,我放一炮后,须辗转移时,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其实此处之“技不熟”仍属“器不良”,因为英人大炮属于连环炮,可装多发炮弹,不仅及远,且可连发。林则徐深知清军大炮远不如英军精良。他刻《炮书》,转送各好友,谓循洋人制造之法,可以学之。并言“此器不可不备,尤不可不精……其大要总在腹口宽,火门正而紧,铁液纯而洁,铸成之后,膛内打磨如镜,则放处快而不炸”。林对铸炮已颇有研究,认为致远攻坚,首推大炮。

  林通过与友人沟通的方式,希望清政府采纳自己的建议,雇船造炮。他致函李星沅:“海上之事,在鄙见以为船炮水军万不可少。闻当局多有诋此议者。然则枝枝节节,防之不可胜防,不知何以了事。负疚之人,曷敢多所饶舌。知阁下志在澄清,姑妄及之。”“当局果能师其意,同心协力而为之,虽一时造船缓不济事,而泉、漳、潮三处,尚未尝无可雇之船,其枪炮手亦皆不乏。惟大炮须由官造,必一一如法乃可得用……果有大船百只,中小船半之,大小炮千位,水军五千,舵工水手一千,南北洋无不可以径驶者。”此意即在建立强大水师,与敌人进行海战。在同期士大夫中,林则徐确实更具识见。

  二、怡良、吉尔杭阿的犹疑

  随着与太平军作战的深入,更多清政府官员对西洋武器有所认识,但是态度各异。咸丰六年(1856年),英税务司李泰国向苏松太道蓝蔚雯举荐新制小火轮炮船,称英国用此种船只攻下过俄罗斯的炮台、城垣,卓有成效。李泰国为接下这桩买卖,愿立军令状,效力戎行,并将英国与俄罗斯争斗获胜情形,绘图说明。时任两江总督怡良、江苏巡抚吉尔杭阿获知此事后,鉴于李泰国要求更改各国条约章程,担心因购船受制于李泰国,遂拒绝其请求。但李泰国仍言此项火轮船较之前的更为坚利,船身轻灵,炮火精妙,行驶方便,是为“助顺剿逆”之良器。怡、吉二人则认为中国兵力“足制逆贼”,无须借用外国兵力,再次回绝了李泰国。

  拒购轮船之后,又生雇船之争。咸丰六年(1856年)三月,顺天府尹曾望颜奏称,火轮船身较大,攻击力强,若雇募四只进入长江,必可击败太平军船只。怡、吉等人虽已知悉火轮船精利,但对雇用外洋之船却极表反对:

  查火轮船无分风水顺逆,迅疾如飞,诚为外夷之利器。力主捐雇入江助剿之说者,已不止一人。奴才等因火轮船雇价极昂,吃水甚深,长江之深浅不一,上游多石矶,下游多暗沙,能否无碍于轮,未经试验。且英、美、法三国夷酋,曾于咸丰四年在上海渎请入江助剿,求于镇江、江宁、汉口等处设立马头,当经奴才遵旨驳饬。若仍雇用轮船,即不能不雇夷人,纵系绅商捐资报效,而有雇募之名,即属借资夷力。设彼藉以有词,复理前说,则内寇之能否荡平,尚不可知,而外夷之乘机肇衅,难保必无,是以不敢冒昧奏请,致贻后患。

  怡、吉二人认为若雇用火轮船,即属借力外洋,受洋人挟制,反对曾望颜之奏请。怡、吉得知红单船等作战甚力,建议将雇外洋轮船经费移作雇红单、拖罾、快蟹等船,分布沿江。鉴于火轮船确属利器,怡良建议将江浙两省商所捐护运之两艘火轮船,在护运事竣后,饬调入江,以助声威。使用时称此船系内地商人所买,而非雇用之船,如此洋人无从藉口。可见清政府的一些官员认识到外洋轮船的坚利,只是碍于面子或担心受制洋人,不敢或不愿加以利用。

三、曾国藩、曾国荃及李鸿章的看法

  咸同之交,金属弹壳尚未开始广泛使用,此时进入中国的主要是前装滑膛枪。尽管前装滑膛枪命中精度与火力均优于鸟枪、抬枪,但由于其子弹火帽用纸或亚麻制成,装填相当复杂,射速没有很大提升,而且枪支可靠性也有问题,采购、维修尚不甚方便。因此,清政府一些官员对西洋枪炮的看法仍较为复杂。

  同治元年(1862年)五月,曾国藩给曾国荃送去100支洋枪,曰:“余不甚喜此物,盖其机最易坏,不过打二三十枪即须修整。弟与各将弁试用一二十次,识破其短处,当以余言为然也。”同年十月,他又致函曾国荃:“洋枪机括,弟营既善于收拾,又勤于擦洗,余当令筱泉于粤厘项下购买。然我军仍当以抬鸟刀矛及劈山炮为根本。譬之子弟于经书八股之外,兼工诗赋杂艺则佳,若借杂艺以抛弃经书八股,则浮矣。至嘱!”在曾国藩看来,西式枪炮不过是“杂艺”,抬鸟刀矛才是正宗的“经书八股”。曾国藩虽对洋枪不甚偏爱,却对洋炮青睐有加。在早期与太平军交战中,曾国藩曾奏请通过两广总督叶名琛购备洋炮,为两湖水师之用。“现已先后解到六百尊来楚,皆系真正洋装、选验合用之炮。湘潭、岳州两次大胜,实赖洋炮之力”,因此,曾国藩于咸丰四年(1854年)请旨续购枪炮,“惟原奉谕旨购办千余尊,现止来六百尊,尚属不敷分配。且江面非可遽清,水师尚须增添,尤须有洋炮陆续接济,乃能收愈战愈精之效”。曾国藩对西式枪炮不愠不火的态度,使湘军新式武器的装备率并不高。

  而淮军首领李鸿章却对西洋枪炮推崇备至。同治元年(1862年)初,他率领淮军进驻上海,频繁接触西洋武器和军队,对西洋认识渐多。他屡次谈到太平军拥有大量洋枪,并言优质枪炮不易购得,需加强购买。同治元年九月十二日(1862年11月3日),李鸿章谓李秀成所部拥有洋枪最多,且洋人满船运购,以获大利,建议多购洋枪洋炮对付太平军。但是好枪难购,李鸿章前购之200杆天字号洋枪,自认为在中国为上品,在外国仍不中用,元字号次之,万字号又次之,然淮军多用万字号洋枪,其余多系广东土造。李鸿章托其兄李瀚章赴粤采购天字号3000杆,令吴煦购买洋火药,源源接济淮军,并致函曾国藩:“师门始不深信洋枪、火药为利器,望谆请饬下粤东厘局多为购办,并行鲍、张各军,均效洋人步伐,操练洋枪队,平中国之贼固有余矣。”左宗棠曾评价李鸿章:“临阵专用洋枪,本西人通行之例,合肥奉为秘诀。”

  李鸿章根据自己亲眼所见,大赞外洋大炮之精利,指出太平军亦慑于洋炮之威力,指责程学启、郭松林等人对外洋枪炮的抵制。同治二年(1863年)三月,程镇与戈登进攻太仓,十五日,李鸿章又告诉曾国藩,戈登在营前排列开花巨炮10余尊,对城轰打,贼始避匿垛下,继则深藏子城地窖中。炮力所穿,无孔不入,轰倒20余丈,城内屋瓦皆飞,杀伤力极强。李鸿章继而指出优良器械之重要性:

  西洋炸炮重者有数万、数千斤,轻者数百、数十斤,战守工具,天下无敌。鸿章现雇洋人数名,分给各营教习;又募外国匠人,由香港购办造炮器具,丁雨生即来监工;又托法、英提督各代购大炮数尊,自本国寄回,大约今年底可渐集事。每思外国兵丁口粮贵而人数少,至多以一万人为率,即当大敌。中国用兵,多至数倍,而经年积岁,不收功效,实由于枪炮窳滥。若火器能与西洋相埒,平中国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俄罗斯、日本从前不知炮法,国日以弱。自其国之君臣卑礼下人,求得英、法秘巧,枪炮轮船渐能制用,遂与英、法相为雄长,中土若于此加意,百年之后,长可自立,仍祈师门一倡率之。

  李氏之意在于说服曾国藩,希其倡导,效法俄、日,向英、法等国购制枪械,以达到在火器上与西人抗衡之目的。曾国荃受李鸿章鼓动,给其兄的家信中亦称:“渠极言洋枪之有用,并求饬粤东厘局多为购办,行之鲍、张各营,借以平中国之贼。此论亦实有见地,祈采纳为荷。”太平军在攻陷苏杭后,直接与外洋沟通,获得大批西洋枪炮,给清军造成重大杀伤,曾国荃向曾国藩报告军情时言及:“至于今年贼情,亦迥非昔比。查忠酋等会议于苏州,悉各路之精悍,先荟萃于援金陵一路,倾苏、杭所得之西洋火器,会并于此一枝。计在鲸吞我军,以固伪巢……刻下阵亡及受伤者千数百人,皆系洋枪之为害,此仇何可不报。”在给李鸿章的信中亦称:“苏、常来援之贼,洋枪最多,且力能及远。闻忠酋身边护将尤多枪炮,我必以此物御之,方有把握。”李秀成的部队攻占苏杭后装备了大量洋枪洋炮,在一定程度上超过了曾国荃的部队,曾国荃不得不发出感叹:“贼之火器精利于我者百倍之多,又无日不以开花大炮子打垒内,洋枪队多至二万杆,所以此次殒我精锐不少,伤我士卒不少,最堪悯恻。”

  随着伤员增多,兵额减少,曾国荃愈加意识到利器之重要性,委婉地劝其兄改变对洋枪的看法:“兄谕在人不在器之说,乃至当不易之理。弟求以利器御侮,即所以代目下人少之苦,亦确有此情景。”并请曾国藩将李鸿章所购的大洋枪200杆、洋药100桶、洋火10万颗,飞速解来金陵急用。可以说曾国荃已经意识到洋枪洋炮的重要性了。曾国荃不仅做劝解工作,甚至由于洋枪拨解不到位,还责怪曾国藩,日:“至于洋枪,乃兄所不十分信用之物……弟方求自强、稳站前敌之时,欲作忿兵,尽心尽力,以报国杀贼,不欲为仇我者之所快。是以广求利器,乃望眼欲穿,将到之时,无端而截留一半,分于别军。兄何不多买数千杆,赏与别军,而截留此一半乎?”可见其对洋枪的迫切需求。

  李鸿章对西洋枪炮,确有地道之了解,同治三年(1864年)四月,致总理衙门一函,颇能体现其见识:

  承询外国火器洋枪、火药、铜帽等,其最能制胜者,乃系炸炮。伏查泰西各国,明于制器尚象之理而得其用,所凭借以横行海外者,尤以轮船与火器为最。火器之得力者,尤以炸炮为最。鸿章自抵沪以来,购买外洋各种军火,尽心研究,略知端倪……至如英、法近来新出之炮,有炮尾开门,决去螺旋,以受弹者。其炮腹亦有螺旋,药然则弹子旋转而出,势最猛烈而及远,名日来福炮。又炮腹有火药房,比长炮较短,而比短炮较长,名日蒿勿惹炮。又有无双耳、腹下有一圈,此乃及近所用,名日加鸾炮。此皆妙品,外国不肯轻售与人,亦最难仿制。

他对购器制械要求甚高,曰:“夫器不精,则有器与无器同;用不审,则有精器与无精器同。炮不能施放,弹不能炸裂,此制造者之过也。弹之远近疾徐,炮之高下缓急,此用炮者之事也。其中皆有至当一定之理,非可浅尝而得。”李氏对于“师夷长技”有自己的一番宏论,指出外国火器之利,并析其坚利之缘由,实是国家重视,从业者名利皆可收。且以邻国日本为例证,因向西洋学得制器之法,使英人不敢往攻。倡导中国也应向西人学习,给予学习者以富贵功名,则技艺精熟,可分洋人之长。李氏言及专科取士,将觅制器人才,提到国家教育之高度,足见李氏识见,实是同辈中少有能及者。同治四年(1865年),他与曾国藩一道筹划成立江南制造局,仿制西洋船械,规模空前。

  四、结束语

  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林则徐对西洋武器的认识逐渐加深,完成了由排斥到迎购的态度转变。而怡良、吉尔杭阿在与太平军的作战中,虽知晓西洋枪炮之坚利,但在使用方面,仍存犹疑。曾国藩对西洋炮船较为青睐,但对西洋枪支,却不以为然。李鸿章与洋人接触更为频繁,对西洋武器崇拜至极,而曾国荃在李鸿章的影响下,亦愈加认识到西洋武器的重要性。这些官员对西洋武器认识之纷乱,折射出清政府对外洋似拒似迎的复杂心理状态,亦凸显出晚清军事改革的曲折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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