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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与中国公学

作者:2019-03-28 09:59:30阅读:文章来源:

摘 要:20世纪20年代,中国公学地发展得力于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校董地推动。以梁启超晚年搭建的“政治—文化”框架为脉络,主张“教育救国”的基本方针,实现了中国公学的大学升格。但其内质化的学权派系斗争,最终促成了私立中国公学困境下的“改朝换代”。

  关键词:梁启超 中国公学 教育

作为近代早期的私立学校之一,中国公学甚少为人所知,但胡适曾评价说,“中国公学的校史,实在可以算作中华民国开国史和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的一部分。” 目前中国学者在对梁启超与中国公学的考察中,主要以梁启超的中国公学作为切入点,在中国公学校史的“分段”背景下,凸显了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与中国公学“政治—文化”的双向妥协。

  梁启超接掌中国公学

  1905年日本政府颁布《关于许清国人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引发了中国留日学生的不满,遂决定回国自办学校,“以谋造成真国民之资格,真救时之人才也”,并于1906年在上海创立中国公学。当时同在日本的梁启超在《记东京学界公愤事并述余之意见》一文中认为,日本针对中国留学生的规程“其精神并非欲拘束清国留学生之自由,不过监督此种类之学校,而以图留学生之利益耳。”反对留日学生冲动返国,且对“中国公学”并不看好。但随着梁启超思想活动的转变,其对中国公学的态度也发生了由关注到加入的转变。

  1.梁启超思谋社会教育事业

  1916年,梁启超渐生隐退政治之心,认为“作官实亦损人格,易习于懒惰与巧滑,终非安身立命之所,吾顷方谋一二教育事业”(民国五年十月十一日《与娴儿书》)。并指出“中国大多数人民政治智识之缺乏,政治能力之薄弱,实无庸为讳,非亟从社会教育上下工夫,则宪政基础终无由确立,此则虽似迂远,然孟子所谓‘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为不蓄,终身不得’”(《与报馆记者谈话》,《文集》卷五十六页六),认识到社会教育是国家政治转型的突破口,“但是自去冬以来,宪法问题、对德外交问题、内阁问题和复辟问题等,都与先生有不可解的问题。”最终还是加入了段祺瑞阵营。

  2.梁启超欧游后办学热情

  1920年,梁启超同张君劢商量欧游回国后自办大学的计划,张君劢提出意见:“弟意与其自办大学,不如运动各省筹办而自居于教授,只求灌输精神,何必负办学之责任乎”(民国九年一月十二日张嘉森《与溯初吾兄书》)。而此时梁启超在上海中国公学有演讲,以政治、社会、经济三方面让“诸君当知中国前途绝无悲观,中国固有之基础亦最合世界新潮,但求各人高尚其人格,励进前往可也”(《梁任公在中国公学演说》,民国九年三月十四日《申报》)。结束后,梁启超不改想法,“欲在上海办一大学,彼若有志相助最善”(民国九年三月廿五日《与思顺书》)。4月3日,中国公学常务董事梁乔山病殁,董事会汤化龙、王敬芳等人一致邀请同为研究系的领袖人物梁启超接掌中国公学。

  梁启超管理中国公学

  梁启超为中国公学的发展耗费了大量心血,“吾将以此为终身事业,必能大有造于中国”。受到同仁称赞,“中国公学者,诸友人精神之寄托者也,倘公学前途得借先生之力扩而大之,诸友在天之灵,其欢欣感佩可想也”(民国九年五月十四日王敬芳《致任公先生书》)。虽然梁启超对中国公学的直接管理只有4年(1920-1924年)的时间,但却解决了很多问题。

  1.梁启超筹集经费

  梁启超写信给女儿,希望其帮忙劝捐款,“兹有寄林振宗一信,并中国公学纪念印刷品两册,可交去并极力鼓其热心。”指出“彼若捐巨款,自必请彼加入董事会,自无待言,此外当更用种种方法为之表彰名誉,且令将来学生永久念彼也”。并且提到利益实惠,“林君欲独立办矿,或与国内有志者合办,吾皆能为介绍也”(民国九年七月廿日《与娴儿书》),即学生丁文江从事地质研究,熟人刘厚生投资办矿。经费一直是中国公学未能解决的问题,后来梁启超以其稿费垫付,“顷中国公学购地建校舍,尚缺数千元。弟寄售之<中国历史研究法>计尚有千余元”(民国十一年四月二十二《致菊生同年兄书》。

  2.提高中国公学名声

  梁启超等人积极邀请哲学大家罗素前来中国公学演讲,“顷函商聘请人用何名义,弟复书谓用中国公学名最好,或加入新学、尚志两会亦可”(民国九年七月三十日《致伯祥溯初两兄书》。并于1920年9月以中国公学为大本营创立“讲学社”,“该社名义上仍是私人组织,任公在发起讲学社时,决定不完全依赖政府。”讲学社的创立有其目的,“筹划此事过程中,梁启超、王敬芳等颇有借此为中国公学扬名之意,前揭建议‘以中国公学出面邀罗素’即是例证。此外,梁主张‘讲演或先在南举行最佳’,亦见其抬举中国公学之心。”罗素来中国的第一场演讲即在中国公学,中国公学名声由此打响。

  3.中国公学改办大学

  梁启超1920年发布《吴淞中国公学改办大学募捐启》,明确提出要将中国公学改办为大学:欧战以后,文化日新,我国民顺应环境之趋势,国民自觉心之发达,一日千里,乃共憬然于学问。基础不植,在个人无以自立,在国家无以图存,莘莘学子,欲求高尚完备之学科,若饥渴之于食饮也。而环顾国中学校状况,欲求一焉能与各国最高学府程度相颉颃者,竟不可得。即有一二较完善者,则大抵在北方,而南方几于阙如。又多属官办,常为政治势力所牵制,不能遂其自由发展……本校既有可宝之历史,有相当之设备,同人等承乏校务,不敢不自勉,决拟于明年为始,改办大学,学科讲座,不求泛备,惟务精纯,视力所届,岁月增廓,图书仪器,广为购储,藉供学生自由研究。

  但这一计划遭到蒋百里反对,“我辈谈教育亦须有一种特别精神,就是唤起人的研究心,不是仅仅贩卖货物,授人以学,如其一挂大学招牌,则内容无论如何,精神即为此二字掩住。”同时,其亦反对梁启超任校长,“任公万不可当校长……任公惟做讲师,才能把他的活泼泼地人格精神一发痛快表现出来。”认为中国公学的扩充“早稻田、庆应都不足法,白鹿洞、诂经精舍倒大大的有可取的价值”(民国九年蒋方震《与东荪吾兄书》)。不过张东荪给予了梁启超支持:

  荪以为近代学术与古代学术不同,故近代教育与古代Academic(讲学舍)不能尽同,故前言之讲座办法,实调和近世大学与古代讲学舍而具其微,若夫纯采讲学舍办法,在今日必不足号召,则学生来者稀矣……故办学事,非大家提起兴会,以助长任公之兴会不可。因此弟不赞成以任公一人之人格为中心,而以为应以“一团人之人格为中心”,此团不限于吾辈固有之分子,但求志趣相同者足矣。(民国九年十月张东荪《致任公先生》)

  最终于1922年由教育部准许中国公学商科升格为大学,但梁启超没有任校长一职。

  4.中国公学学潮问题

  中国公学1921-1922年发生了“驱张逐舒”学潮,但在梁启超的调节下都得以解决。1920年张东荪“对于政治,厌恶已深,以后誓不为政治性质的运动……将来如有教育事业可为者,弟愿追逐于当世诸公之后。”梁启超以教务长身份将张东荪招入中国公学,进行学制改革,“课程内容逐渐改革,中学实行三三制,商科亦分银行、会计、秘书、贸易各门讲授,以期实用。”并得到称赞“他办学时候,据我所知道有两大特色:一是毫无党派成见,专门聘请好的教授;一是积极充实图书设备,提倡自由研究的学风。这话是在那时中公毕业及读过书的校友都能负责证明的。”

  1921年张东荪助舒新城进行“新教育”改革,遭到旧制师生反对,引发学潮。梁启超指出,“最多再闹风潮一两次,愈闹一次则阻力愈减一分,在吾辈持之以毅而已。新城所约诸贤,无论如何不可散去,因在他处别谋进展,其难亦正相等,天下岂有无风波之地耶?”(《民国十年《与百里、东荪、新城诸公书》)其后舒新城致书信给梁启超,“公学事大体已解决……不再言辞职也……现拟将中学部组织变更,大致仿南开办法,暂分设教务、训育两股,每股由专任教员一人负责,如此对学生处理事务之法人多。”并认为新招教员,“为吾党用,弄风潮亦大有好处也。”(民国十年十一月廿三日舒新城《致任公先生书》)

  “党化教育”与中国公学

  梁启超以政治过渡文化,而最终以文化回转于政治,是社会进化必然的双向妥协,也是历史局势所决定的,但派系斗争下的不稳定性决定了中国公学面临“被占有”的危机。

  1.“研究系”学权争夺

  中国公学最终是以学权掌控作为研究系“派别势力”的,“中国公学委城与南陔、东荪三人办理,君劢、志摩则分在南开讲演,公则往南京讲演,如此鼎足而三,举足可以左右中国文化,五年后吾党将遍中国。”(民国十年舒新城《致任公先生书》)在公学保息问题上,更将其上升到研究系事业的存亡,“盖公学生命即在六万一事……彼时吾辈在南方,左有自治学院,右有中公大学部,自可与北大、东南鼎足而立……望先生以全力进行,非仅公学生死关系,实吾辈事业生死关系也。”(民国十三年三月廿七日张东荪《致任公先生书》)希望以教育和实业影响政治,“将来的社会中心势力,非托与学者与商人之团体不可……党债保息事,不但为公学生死之关头,而亦我辈对于国家前途所怀抱之成败。”(民国十三年四月四日陈筑山《致任公先生书》)

  2.中国公学“改朝换代”

  1927年,北伐军占领上海,张东荪被“目为学阀,加以通缉”,中国公学由国民党掌控,研究系“统治”结束。私立中国公学的沉浮是近代中国教育的缩影,但时代背后不可逆转的新思潮仍促进了中国公学地发展,也有着梁启超等人的功劳。

  参考文献:

  [1]章玉政.《光荣与梦想:中国公学往事》.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1.

  [2]舒新城.《近代中国教育史料》.第3版.上海:上海中华书局,1933:250.

  [3]丁文江,赵丰田.《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北京:中华书局,2010:415-537.

  [4]张朋园.《梁启超与民国政治》.第1版.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193.

  [5]彭鹏.《研究系与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第1版.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3:72.

  [6]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1版.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3064.

  [7]张东荪.《张东荪致张君劢函》.解放与改造,1920:18.

  [8]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部. 近代史资料.总第131号[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145.

  [9]俞颂华.《俞颂华文集》.第1版.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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